又到一年高考时，楼下的水泥路面上，停满了轿车，都是来接送到附近的考场应考的考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附中的铁栅栏外翘首以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一部香港片的片名：“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女儿早已经过了这道“鬼门关”，现正在一所名牌大学就读，即将毕业了。但我每当看到一年一度这种熟悉的热闹场景，内心总不是滋味，感到这番折腾完全是在捉弄人，就像动物园里的耍猴。不同的是其他看客也是猴，有的已被耍过了，有的正在待耍。这与近三十年前我自己走进考场的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当年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年纪很轻就只配下农村去修理地球。1977年恢复本科高考，我因为超龄（过了25岁），没有报上名（据说有的省份没有这一限制），继续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我的搬运工。78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成绩上了线，但因父母“右派”问题，没过政审关。79年再次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有幸被录取，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哲学界前辈。我因此而有过两次进考场的经验。记得那个时候的考试，不论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对于像我这样“被耽误了的”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整个都像是一场狂欢节，你有本事，你有技能，你有才华，拿出来呀！“这儿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考上了自然春风满面，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么进一个普通单位，要么明年再考一下试试。反正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机会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捞不着也没有遗憾。不像今天，每个人都是攒足了劲，在全家拼尽全力的财政资助和精神鼓励下，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寒窗苦读，志在必得，就是为了这两三天。孩子们不仅牺牲了童年，而且牺牲了少年时光，从小就被绑到高考这辆战车上，一朝倾覆，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些，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成长在这个倒霉的时代，这个极其不利于幼者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拿我们这些饱经风霜世故的“老麻雀”没有什么办法了，便用它的全部体制的力量来折磨柔弱的孩子们。当然，和我们那时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压抑、物质上的匮乏、身体上的饥饿、体力上的劳累相比，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不须做家务，不必挨饿受冻，也不要下农村和受政治上的歧视，只要求他们一心埋头读书，考个好成绩。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一开始是羡慕他们的。但是，到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逐渐感觉到这套体制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我尽一切能力与这种可怕的力量相对抗。我拒绝班主任老师一再要求孩子上各种“培优班”的劝告，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带孩子到屋后的珞珈山上去玩，拍蝴蝶、逮蜻蜓，上树抓蝉，掏洞找蟋蟀，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拿手好戏。采蘑菇，摘乌泡子和刺泡，拣掉在地上的野柿子，则是我外婆教我们的。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八度音阶，于大饥荒的年代在外婆的带领下在岳麓山上鱼贯而行，沿途搜刮了一切可以吃的野生东西，从树上的野果到沟池里的虾蟹。如果现在举办一次群众性的“野外生存训练”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拿名次的。但当时最关注于心的还是好玩。
　　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为了逮一只巨大的“老虎蜻蜓”（有虎纹斑的大型蜻蜓），我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暴晒了近一个小时，与那只狡猾的蜻蜓周旋。每次当我快要逮住它的尾巴时，它就忽地一下飞走，不知去向了，但一分钟后它又飞回来，还停在原处，似乎故意要气一气我。于是我又慢慢地接近它，以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把手移向它的尾部。当它感到危险临近时，它通常都转动一下头部，我就知道这次恐怕又要扑空了。果然，它非常准确地在我即将采取行动前的一秒逃之夭夭。这样大约有十几个来回，它终于一去不返，只留下我一人站在花园里怅然若失。不过，除了这种智商太高的猎物外，我一般很少失手。去年我和老兄相聚时，他还回想起我小时候抓蜻蜓的模样，说我每个手指缝里都夹住一、两只蜻蜓的翅膀，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用细线吊着尾巴让它们满屋子飞。他很惊异我怎么凭双手就能够抓到天上飞的这种昆虫。但他不知道，下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最好抓蜻蜓的时候，它们那时都飞不动，停在树枝上像是睡着了一样，你只要挨个去收拾它们就行了。当然，天晴的时候，要想抓住它们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和细心的，现在想来，在这方面我所经受的锻炼，并不亚于今天的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但其中的情趣，则远不是今天那些被父母用自行车送到音乐学院上课的孩子们所能够体会到的。
　　空手抓蝴蝶则需要另一番技巧。当我带着女儿在大学校园的花坛边逛悠的时候，大批的凤蝶和玉色蝴蝶都在花间翩翩起舞，有时就停在花朵上吸花蜜，人走近了也不飞开。这时你如果猛然一扑或者一抓，注定是一无所获，你动作再快，也快不过蝴蝶的轻灵。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完整地逮住它们，这就是接近它们采蜜的花朵后，屏住呼吸，用双手小心翼翼地从花朵的底部花萼处慢慢往上捧起来，到花朵连同花上的蝴蝶几乎都在你的一捧之中时，再突然往上轻轻地一收口，这时不论它们朝哪个方向飞，都逃不出你的掌握了。因为蝴蝶在采蜜时，被花朵挡着，是看不见下面的东西的，它只关注四周和上面。
　　抓蟋蟀则容易得多，只要你预先带一个玻璃瓶子。蟋蟀通常在土坎上筑窝，有两个相隔不远的圆圆的洞口，一个进，一个出。有时洞口上还挂一个小小的用细土粒粘结而成的帘子，蟋蟀就躲在帘子后面浅唱低吟，好不自在！这时你用瓶子口罩住其中的一个洞口，用手指从另一个洞口探进去，蟋蟀就一下子蹦到你的瓶子里了——它只知道朝有光亮的地方逃跑。蟋蟀分雌雄，俗称“三尾”和“二尾”，三尾的雌蟋蟀多出的一“尾”是产卵器，它们不会唱歌。一般我们只要二尾的雄蟋蟀，为的是听它们的歌声和看它们厮杀打斗。我只要一听蟋蟀振翅歌唱的音调就能判断出这只蟋蟀是幼年还是壮年，是正在新婚蜜月期还是尚在求偶。这都是我小时候和那些玩伴在一起学的。
　　金龟子有好几种，有花色的，也有绿色和棕色的。据说凡是那些闪耀有金色的翅壳，里面都含有微量的黄金。这种昆虫最喜欢聚集在那些流出树浆的伤口上吸食营养，当你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一轰而散。但一般它们都很笨，只要你足够小心，往往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有一次我和女儿一口气抓了二十多只金龟子，女儿回来将它们摆在桌上，一个一个都编了号，这个是送给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是送给另一个小朋友的。晚上睡觉前用一个盆子盖住，免得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揭开盆子一看，女儿哭了起来：所有的金龟子都六脚朝天，死在桌子上了。奶奶走来看了看，说，不要紧，它们是憋着气了，等透了空气，它们还会活过来。几分钟后，金龟子果然都复活了。我在每个金龟子脖子上都拴上一根细线，让女儿攒着一大把金龟子去学校，分发给同学。
　　我小时候抓到好看的或者稀有的蜻蜓或蝴蝶，常常把它们夹在书本里面做“标本”。但在我的女儿看来，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她通常是趁它们还能够飞，就将它们放生。她放生的小生物多了，凡是抓来关在瓶子里的，包括蚂蚱蟋蟀螳螂蜥蜴，还有独角仙和罕见的竹节虫，最后通通放生。有次我带她外出旅游，在火车上，从窗外飞进来一只从未见过的古怪的昆虫，有蚂蚱大小，头上长着角。全车厢大人小孩没有一人敢去捉它，——谁知道它有没有毒？只有我女儿凑过去，一伸手就捏住了它的翅膀，其实是一只很温顺的昆虫。她也将它放了生。与大自然的这种亲近感，就是我和我的女儿从小所受到最为宝贵的教育，不过我是无意识的，在女儿则是我有意为之的。
　　那个时候我几乎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将来是否要考大学，父母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事。我只偶尔想过将来要当科学家，最好是天文学家，但也只是自己心里想想而已。上小学的时候迷上了科幻，母亲常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好像是由苏联画报翻译过来的，上面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科幻小说，看得我如醉如痴。上初中时又迷上了画画，梦想将来当画家。然而，具体怎么当，是否要准备考试，却不在考虑之列，因为那还遥远得很。一直到初三，我还是懵懵懂懂地，没有觉得我会考不起高中，也没有觉得万一考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记得当时邻居家一位和我同届的女孩成天背课文，对弟妹们的吵吵闹闹不胜其烦，说：“莫吵了！人家考不起高中要下农村，你们负责呀！”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下农村就下农村，人到哪里不是都要做事？
　　1964年我初中毕业，就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而失学了，报名下放到湖南江永县都庞岭地区插队落户。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与政治上的歧视有关，但我当时的确有种冲动，想要自己独立地去闯世界，去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我们这代人，很多都受过高尔基《我的大学》的影响，认为真正要获得人生的知识，必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历练一番。再加上当时的宣传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你不甘心像那些没有文化劳累一生的老农那样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田间，你就只有沦为当地百姓的一大“公害”。到了下放后期，农民把那些成群结伙的知青视为如同“日本鬼子”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我们失去的太多，但我们从乡村生活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倒的确是我们这代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今天那些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暗地里羡慕的。在乡间，我学到了各种农活，学会了怎么使用工具和双手跟大自然打交道，已经不再是为了好玩，而是在田野和山林之间讨生活，挣自己的口粮。但生活的艰辛和严酷并没有泯灭我心中对自然界的神秘感和兴趣，反而使我从农民那里体会到了一种劳动的优雅，一种生命力的雄壮和奔放。当然，这是要在完全适应了农业劳动时才能上升到的境界，在这一漫长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数年间我只是以自己营养不良的孱弱的身体在苦苦挣扎，如果没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做支撑，恐怕早就崩溃和退缩了。
　　与农民的日常交道和共同劳动使我懂得了农民和乡村。农民远不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那样一种固定模式，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小气，有的大方，有的狭隘，有的豁达，有的虚伪，有的坦诚，有的机灵，有的愚笨，有的暴躁，有的忍让，有的强霸，有的软弱，有的狠毒，有的和善……。我在读他们，就是在读人性。我了解他们，就是了解中国。但我同时也在读自己：在他们中间，我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就了解了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每一种人的类型，即使是那种反面的人物，不论他是多么阴险、自私、蛮横、吝啬，以及懦弱无能，下流无耻，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一篇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他让读者化身于其中，将最不可思议的性格也演绎得合情合理。我越是读他们，越是从内心中升起一种悲悯情怀，类似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造成他们这种性格的处境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此读了大量的书，小说和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试图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清晰的分析和比较。我在当知青的10年间（1964-1974年）换了三个下放点，两个在湘南，一个在湘北，并且跑遍了山区、湖区和丘陵区，试图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写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东西来。而其间所经历的“文革”，则是我的社会大课堂中的一门主修课。
　　文革期间，我和其他一些湖南知青一样，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社会场景之间穿梭来往，奔逃和介入，见到过各种场合和世面，也亲身经历了如同小说中那样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社会上各色人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甚至自以为具有了老谋深算的政客眼光。这是一个全民“去幼稚化”的运动，一切神圣和崇高都按部就班地遭到了亵渎，我的心中留下的是一片虚无的空白。但总有一个声音不依不饶地在内心呼唤着：向前！向前！向未知的领域！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一些美的人和美的事，有值得我为之献身的事业，问题在于我得自己去寻找。我不满足于读中国大地上的这本大书了，我要读更多，读我从来没有读过的，我要读全人类！我用我自己的人性知识和生活体验去读一切我所能到手的外国书，先是小说，后是哲学，那里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感觉到自己被提升起来了，开始觉得生活尽管一片空虚，但仍然“其中有象”，只要能够既投身于其内，又置身于其外，对一切人性的表演、包括我自己的表演作壁上观，加以审视和思索，还是很有意思的。
　　

　　回城后，我干过5年的土工和搬运工，那同样是社会最底层。同事的伙计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劳改释放犯、诈骗犯、强奸犯、小偷、盗墓者、历史反革命、右派、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当然也有回城知青。听听这些名目，就知道当时整个社会有多少人被划入了“不可接触者”的范畴！但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一群，在聆听他们的言谈时，整个社会对我似乎都变得“透明”了。我和这些人为伍，把自己和他们作身份认同，以至于1979年当我踏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与我同命运的几位研究生如程亚林、易中天、陈家琪、陈宣良等，聚在一起时便自命为“土匪”。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学识不是光凭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悟出来的。
　　现在想来，毛泽东当年取消大学文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本上说，文科（文史哲）知识不是单凭课堂上和教科书上可以学得到的。没有自身的生活体验，一切书本知识都是苍白的、重复的、无创见的，甚至是伪知识。从文革和知青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一支前17年所不可能培养出来的生力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革，思想文化领域一切都按照前17年的模式运行，还会不会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会不会有90年代从“思想”到“学术”的深化？会不会有伴随着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而来的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深入讨论和研究？会不会有今天如此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即算有，也将大大推迟，而且不可能具备由文革中暴露出来的国民性所提供的绝好题材和充足底气。然而，文革的积累也就是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中断了，尽管后面还带有一个长长的慧尾。如80年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还有一些爱好思想的青年与我们的人文理想认同，到90年代就越来越少了。微妙的是，大学生中这种逐渐由深到浅的泡沫上浮趋势与9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几乎同步，大学已经越“改革”越不适合于做学问、想问题了，而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权力场。
　　大学教育走向浅薄和浮夸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源问题，由现在从小学到中学一条龙的“大学预备班”培养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与在此之前来自相对放任自流的中小学教育的考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文革中和文革前那些花大量时间去“学工”和“支农”的学生，他们至少还接触过自然和社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之余还保有自己的课余爱好。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不取决于书本上的知识是否记得牢固，而取决于别的诸多偶然因素，最主要的当然是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状况。这些因素不是他们的个人努力所能够改变的，因此他们的过剩精力就有极大的余地用到那些他们喜欢的事情上，哪怕什么也不干，就是胡思乱想，也比整天埋头于教科书和准备考试要强。而现在的中小学在文科教育方面基本上已经完蛋了，这只要看看那些教学辅导材料上的作文“范文”就可以下断语。我的女儿就是由于做不来那些“范文”而熄灭了原来对语文课的浓厚兴趣，并在进高中时断然选择了理科的。现在中学里选择文科的大多数都是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差生”，在学校里往往被理科生瞧不起。武汉大学的哲学课堂上有些旁听生表现出极强的领悟力，一打听，往往是学理科出身的，我由此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担忧和悲哀。
　　大学在文革中被政治运动冲得五痨七伤、缺胳膊少腿，它已经不像一个衙门，而更像一个临时客栈。“拨乱反正”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学的衙门恢复起来，将“官本位”的职能“健全化”和“细化”。大学从前的理想是由“工农兵”来“上管改”，现在“工农兵”换成了官僚。教师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从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创收”的工具，以及为官僚的学术头衔“加冕”的祭师。但他们的行为必须服从官僚体制运作的程式，这套程式与现代科技思维和数码革命的新浪潮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将长期困扰各级衙门的浩繁文牍交给电脑去处理，让计算机代替人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一项又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既节约了办公人员的时间，又容忍甚至助长了这些人员的弱智化。现代大学大大提高了扼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效率，将教师和学生都变成了电脑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大学体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健全”了，它的一切缺损和漏洞都被修补完毕，脸上已由殡仪馆的化妆师化好了妆，只等入殓了。
　　毫不奇怪，在现行体制下，即使办文科，也必定会办成“准理工科”。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历史学家、具有文学感觉和文学修养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说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了；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逼着往这样的大学里面钻，剥夺了他们接触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时间和机会，——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使得中国当代人文科学处于一种十分可怜甚至绝望的境地。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再一次取消大学文科，至少取消10年，只留下研究生院，从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中招收文史哲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年龄。考试科目分古代汉语（当堂命题做一首古诗词）、专业（当堂评点一篇范文，并写出读后感）和外语（非涉外专业只作参考，不计总分）。至于理工科，本来就只是想要培养工具和螺丝钉的，可以不动，但也不必奢望有什么“创新思维”，只须给一大批人找到饭碗就行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大学科班出身，但我并不以此自卑，反而以此自豪。我设想，如果当初真地按照“正常途径”让我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大学，如果我学的还是文史哲的话，我是否还有今天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我看多半不会。我从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如果在这种“正常”的教育下，我也许会像今天那些经过“正规”训练的空头理论家那样，成为一个平庸而惹人生厌的说教者（用王朔的话说：“长的跟‘教育’一样！”）。或者，我也许会刻意“创新”，也就是用现在翻译过来的大量闻所未闻的西方理论词句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炸毁别人的神经，但却不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对人生观察。我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过那种“正规”教育，我读的是社会和自然的“大学”。而当我走进正规大学校门时，我其实基本上已经“学成”了，需要的只是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训练和补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所走的学术道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后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学者。
　　

 

先秦的道家追求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与儒家的伦理生活方式不同，更不同于宗教禁欲的生活方式。道家认为宇宙的本根是一大道，人作为天地间的生命，只有顺随自然的大化流行，而不执著于世间的欲望和知识，才能进逍遥游的理想生活。

 

谦虚处下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作为天地间一个小生灵自然要采取谦虚的态度，“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对于柔弱的状态，老子有许多精彩的比喻：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是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
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
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
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

老子把水的德性推为“上善”，水是无定形的，随着外界地形自然地往低处流，或成池塘，或成湖泊，或成小溪，或成大河，都安然地接受，大家都漠视水的存在，不认为水是有威力的，然而水滴石穿，大瀑布倾泻而下、轰鸣如雷，水又能够变为最有力的。水的这种德性也正是道的特点“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
之在天下，犹川谷之於江海《老子·三十二章》 。”

“圣人”只是顺随自然的大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根本不需要时时争权夺利，显现自己的强力，“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作，“无为而无不为”，依大道而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知足节欲

老子经常讲知足：

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
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 第三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老子第十三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长足矣。《老子 第三章》

庄子也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否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人生之因欲壑难填所造成之苦痛，无穷无尽，两千年前的老子庄子就已经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开出了自己的疗救之方：知足节欲。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即使这些都得到了，也不过令人心发狂，在历史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往往一个王朝到了最腐朽的阶段，统治阶级中的同性恋就会越发严重，中国的明清和西方的罗马皆然，之所以会是这样，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的其他欲望得到了太多的满足吧。巨大的满足感过后的空虚比欲望得不到满足的饥渴更加可怕，为了逃脱这一深渊，只有寻找新的猎取对象。

人的无穷贪欲造成了人与物的相互奴役。贪欲设立了以我为目的，物为手段，并且处处去奴役物；这样物又成为了目的，我又成为了手段，物又处处奴役人。现代技术更导致了这种奴役的极端形态。虽然人制造了机器，但人也成为了机器。现代技术在机器的不断更新改造中使手段更加便利、完善， 也使目的更加复杂多样。现代技术正在扩大人与物相互奴役这一危险，并且试图以它日新月异的进步来遮盖这一危险。

 

　　　　　　　　　　　　　死亡哲学

道家是“重生”的，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既然这样，也就不能不把解决死亡问题作为一个最大的课题，因为死亡是人无可逃避的可能性，也是美好生活的最大威胁。苏格拉底能够从容赴死是相信灵魂不朽，基督徒不畏死亡是缘于可以进入天堂，而老庄则有其独特的超越生死的妙道。

老子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
况於人乎？故从事於道者，同於道。”人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论生与死都是符合自然大道的，是自然大化流行的一部分。《庄子·养生主》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庄子·养生主》

正该来时，老聃顺时而来；正当去时，夫子顺理赴死。安适而处顺，不论悲哀或欢乐都不能经心，对人世沧桑持一种自然的态度，“夫子”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洞见了死亡的真相：生死都是自然之道的产物，死生没有本质的区别，“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明见“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的道理，就不应该悦生而恶死，而要对生死持一种达观的态度。

庄子不仅不畏死，而且还要“乐死”，把死亡当作辛勤劳作之后的安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把死亡作为飘泊在外之际的归宿，“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至乐》写庄子的妻子死了，它不仅不伤心哭泣，反而“箕踞鼓盆而歌”，把悲剧变成了闹剧。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人本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也不知道自己死后往哪里去，而且人生的时间不及死的时间长，人就是从死而来又向死而去，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一种回归，来处和去处本就没什么分别，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像在机场欢迎回家的游子一样欢即将死去的人。

不仅如此，庄子还通过骷髅之口道出了死后的“至乐”生活。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哓然有形。徼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骷髅，枕而卧。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深颦蹙颡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至乐》

死后的生活没有生人之累，自由自在，无知无欲，不必担心上级的压迫，也不必堤防下属的算计，没有妻子老人需要赡养，不从事劳动也不会有冻馁之忧，更摆脱了人生的最大威胁——死亡，过上这种至乐生活的骷髅，根本不想要复活为生人。不过我倒是担心，这样的生活虽人快乐，是否也太平淡呢？

　　　　　　　　　体验世界的方式

《老子·十章》讲：“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擦亮心中的镜子，用心灵直接观察事物本然的状态，像雌性一样自宾而安处，不带入任何成见，而任凭事物自己显现。《庄子·齐物论》也有类似的论述：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知代：指自然变化之相代。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彀音，亦有辨乎，其无辨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庄子也认为每个人不论聪明还是愚蠢都有“成心”，人没有成心就无所谓是非，人往往被他人的言论或者自己的局部认识所蒙蔽，虽然在不停地言说，然而却什么也没有道说出来，沉沦在浮华之辞中。“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故曰：莫若以明。”要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不走是非对立的路子而以明镜的心境去关照事物的本然。陈望衡先生在讲老子之道时运用了理性直觉，“理性直觉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他的使命是理性的，要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奥秘；第二，它的方式是直观的，不能用逻辑去推理，而应用身心去体验。老子哲学中的‘道’正是理想知觉的对象。”这也类似于胡塞尔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把自身已有的一切知识悬置起来、中止判断，而“面向事情本身”运用本质直觉的方法获得非经验的、无预先假定的本质和本质的规律，“每一种原初地被给予的直观是认识的正当的源泉，一切在直觉中原初地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都应干脆地接受为自身呈现的东西”。语言在诞生之后就获得了它的独立性，而不再是原初的语言，这种独立性助长了人的主体性心理，把人类自己作为中心，世界中的万物甚至他人都成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自然的大道与这种语言是不相关的，要体验世界的本然状态，只有通过“心斋”，倾听大自然“宁静的排钟”。

　　　　　　　　　　知识与求知

《老子·二十章》说：“绝学无忧……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没有那么多知识之前，人们只是按照最本然的方式生活，“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雀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在这种素朴的生存样态中，求知根本不是主要的追求。正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的，我们只是在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的时候才知道他们，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生存的意义，而不是器具本身，只有当器具出了问题，不能顺利使用了，我们才会把它作为认识的对象来观察探究。如果一味追求知识，那只能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求知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然而知识大厦的建构却是如此的艰辛，以至在这一过程中手段颠倒为工具，求知成了人生的目标，生活本身反而被忽视了。正是基于知识惑乱人心、破坏生活的考虑，老庄都主张愚民：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
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 十九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五十八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

老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种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其实国家间云谲波诡的斗争又怎是小民可以参透的，与其天天去关注新闻，或者义愤填膺、或者激情满怀，倒不如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新月异的技术、花花绿绿的传媒都是窗外的风雨罢了。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论发生什么，“生活之树常青”。

 

 

                          结语

    不同于理性智慧，也不同于宗教智慧，道家的智慧是一种诗性智慧。虽然老子庄子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他们的生活哲学仍然给予我们丰富的启示：在传统礼教已被人们摒弃、西方文化又难以真正扎根的时代，在物欲横流、金钱美色令人目眩的生存处境，在科技至上、人沦为技术自我更新的工具的威胁下，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人生的归路在何方？世界已经给予我们，听从内心最本己的呼声，而不要迷惑于世间的喧哗，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以游戏的心态同世界内的万物对话，实现和谐的共存，这就是通向诗意栖居的大道。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　梁启超曾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今天，我们要造就中国的学术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仍然离不开阅读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刘小枫先生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在没有什么经费赞助和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五六年来出版西方历代经典的解释著作六十余种，论文集汇编二十余种，嘉惠学林，功莫大焉。考虑到国内迄今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这种翻译组织工作就尤其难能可贵了。以下采访由陈洁提问，经刘小枫本人审订。

　　能谈谈“经典与解释”两大系列的缘起吗？谁倡议、组稿，具体如何运转起来的？

　　你问的涉及三个所谓关键词：翻译、经典、解释，得分别来说。

　　说起“翻译”，就要从自己的读书经历说起。80年代(上个世纪，下同)我在大学念书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很难找到相关研究文献。1982年进北大后，我做的是现代德国美学，就跟搞现代外国哲学的同学混，对海德格尔入迷。海德格尔的书不是一般的不好懂，道理明白不了，许多语词也把握不了，不知道如何译，怎么做论文？一天，我在哲学系资料室突然发现，60年代的《哲学译丛》上有些翻译过来的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章，多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也有“无产阶级学者”即苏联学者写的，都大有帮助。当时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国人的学术著作可以参考，这些译文成了我真正的老师，领我进入海德格尔的语词世界 ———我当时就发了个愿：今后自己也要注重翻译研究文献，为后来的读书人积累。

　　所以，我在念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就开始组织翻译：第一本组译的译文集是介绍人本心理学的(《人的价值和潜能》，华夏出版社，1985)，没有资助、没有科研经费，全凭一股子青春热情，连复印原文都是我这个穷学生自己掏钱。组译的第二本译文集是受胡经之先生委托，选编、组译西方文论的现代卷部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大出版社，1985)——新选译的30万字的选题、组译，都由我一个人操办。我跟甘阳是同学，但不一个专业，也不在同一个系，他是外哲所的人，外哲所是北大校级单位——那个时候，搞外哲的牛得很呵。在搞外哲的眼里，学美学的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甘阳后来把我拉进“编委会”，不过因为他看我有自找苦吃的毛病，于是充分“利用”……

　　从小就如此？

　　天性如此，加上母亲从小严格管教——刚满12岁那天，就要我去洗大被子，说是到了劳动升级的年龄，因为父亲12岁就离家进民族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 那个时候，没洗衣机也没洗衣粉，得一点儿一点儿抹上肥皂用手搓呵搓……如今想起来就苦哦。刚开始抹肥皂时，觉得好绝望……何时才是尽头！只好不去想尽头，埋头搓就是……这样就养成了只管埋头干活的习惯。家里的被子其实仍然是母亲和姐姐洗，强制我洗几次，不过是为了磨炼我的耐性。果然，上高中时，一次班主任派我们四个男同学去把教室的所有玻璃窗擦干净，其中有一个是红卫兵连长什么的；两个小时后老师突然来检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擦啊擦……其他的都溜了。第二天老师在全班早读时表扬我，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过习惯了傻乎乎埋头做事情而已——如今有人表扬我做了些事情，我也不好意思……命该如此罢了。

　　怎样从对翻译有热情一路走到组织翻译“经典”，好像是从2000年开始运转的？

　　做翻译的都会认为自己译的东西重要得不得了。本科三年级时，我迷上心理分析学，后来组译“人本心理学文集”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当时认为最重要：心理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硕士快毕业时，我开始组译海德格尔的论诗文选和德国美学文选，当时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翻译计划，甘阳是设计师，我补了点儿现当代神学方面的选题而已———当时认为这最重要……对什么是真正值得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一直在摸索；有些东西即便现在对我不重要了，也算学术积累，别人兴许觉得有用……

　　一直在摸索……摸索什么呢，为什么不专一于某“家”、某“派”或某个“专业”？

　　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何在。为什么要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因为，我感到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临的问题没完……从神学进入西学，是一个门径而已，但当时以为是全部根底。1980年代末，本来我有机会去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系读博士，却非去欧洲不可——西方学问嘛，除了在欧洲学，还能在哪里学？当时留学有句名言：你写101封申请信就成功了。我给法国、德国、瑞士的大学发了第37封信时，巴塞尔大学神学系的秘书看上我，帮我找到奖学金……上帝通过她眷顾我上了巴塞尔大学。到了那里，我才慢慢感到自己“专业”没选对——我选的是“系统神学”，相当于神学理论，而我发现，最能学到西学功夫的其实是“神学思想史”或者说 “教义史”专业，于是只好自己在这方面多花些功夫，尤其早期希腊教父、中世纪经院派和19世纪的新教神学。最富刺激的还是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尤其古希腊语，先强化学习了一年……用外语学外语，很辛苦，但始终兴趣盎然。读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品的原文，我才切实感到西方学问的根底究竟在哪里——要说 “经典与解释”的缘起，就是这个时候起的念头。

　　但您1993年回到香港时做的是“基督教历代学术文库”……

　　快毕业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找我去做事。那个时候，中国内地学界气氛比较闷，也许香港可以做点事情。但在中文大学这样的体制单位，个人发挥的余地不大，有个基督教中心也邀请我做事，可以发挥个人的想法，我就去了，人家是基督教中心，我提出的翻译计划当然是这方面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的设计本身已经打破教派划分，注重古代基督教经典，我取的名称也表明注重思想史脉络———翻译西方传统经典从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起步，是机遇使然…… 5年后(1999年)设计第二个5年翻译计划时，我向古希腊－罗马经典方面推移，遇到抵触：咱们是基督教中心，为什么要翻译西塞罗———毕竟，人家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性机构，我把它变得太学术……我试着转移到内地，碰上华夏出版社的陈希米，但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热情，就先搞个“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系列试试。

　　后来您到了中山大学另起炉灶，短短4年，做的东西几乎等于香港十年的总和。

　　在香港时，合作的人大多不清楚做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做一件事得费力解释半天，而且往往徒劳，累人得很，别人还反倒说你“专制”……学术不“专制”地搞，还能怎么搞？后来基金会换的新上司甚至觉得，搞“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也不应该是他们的事情，我只好走人，以免拖累别人……当然，剩下的选题还要拖累别人好多年。在内地做事情顺心得多……想当年做“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时多愉快！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们这帮年轻人充分信赖，让我们几个搞“专制”……我第一次见到两位先生是在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他们四位在谈事情，我突然闯进去，乐先生介绍我后，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客气得不行……人家是前辈呵，我当时刚满三十，嫩小伙一个……后来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中国学术的未来有使命感、责任感……这样的出版社老板难得啊。

　　到了中山大学可以放手打出“经典与解释”的招牌？

　　“经典与解释”是哲学系陈少明教授早就设立的一个科研课题，我参与进来扩展为以翻译为主而已……大约2000年的时候，哲学系的冯达文先生和陈少明教授找我，希望与他们合作，我当时提出，这个项目值得扩展。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原因之一就是这里可以做“经典与解释”———惟一后悔的是回来晚了些，倘若早两年离开香港……

　　从这几年的出版势头来看，“经典与解释”已成规模，书店里成了品牌，您有怎样的规划呢？

　　两个系列，一个是专题性质的，以某个专题为中心辑译文献(已出版22辑)，可以看出我对60年代老《哲学译丛》的情结……80年代以后，《哲学译丛》越来越没看头、没保留价值了。我想继承老《哲学译丛》传统，但定期做很累人，人家有一个编辑部呵……于是想到以专题论文的方式来做，好些有分量的西方学术文献是论文，而非专著，这是我当年读老《哲学译丛》的体会：一篇文章就可能改变自己的整个思考和问学方向……

　　再就是黄皮书系列的“经典与解释”，涉及西方历代的经典及其解释(已出版六十多种)，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这个系列包含多个子系列，已经推出的有《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集》、《尼采注疏集》，即将推出的还有《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古希腊悲剧注疏》、《阿里斯托芬集》、《荷马注疏集》、《维吉尔集》、《旧约历代注疏》、《新约历代注疏》等等……先设立项目，慢慢做，子系列可以或应当设立的还不少，得有个轻重缓急，还要看是否有人力资源———5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政府组织专家拟定过翻译西学经典的庞大计划 (五百多种)。老一辈革命家经历过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冲击的大震荡，不仅会带兵打仗，建国后搞工业、造原子弹，心中也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这个弦，深知要传承我们的文明传统，如今得认识西方文明传统……

　　您如何评价商务的“汉译名著”系列，“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与“汉译名著”有何不同？

　　刚才说了，这套翻译计划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搞的，后来的好几代学人、包括现在的读书人都还在受惠。但毕竟50年过去了，“汉译名著”计划需要更新、扩展……没人搞。学界和出版界对后现代学术感兴趣太自然不过，没什么不好，但西方的古典毕竟是人家的根底，咱们这么大一个文明古国，倘若没一家出版社自觉承担古典的东西，也不像话吧。

　　巴黎高等人文研究院的中国研究部主任Thoraval博士前不久告诉我，80年代他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曾向中国社科院的头头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专门研究和翻译西方古典经书的机构———他说，西方各主要大国都有研究中国古典经书的机构，大学中也有这方面的专职教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如此悠久的文明传统，竟然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实在不相称……人家日本、韩国都有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莱文明的机构呵。

　　Thoraval博士的建议过去快20年了，咱们的大学里仍然找不出一个以研究荷马为业的教授，找不出一个以研究柏拉图为业的教授———咱们西学的根底在哪里？

　　研究西方古学的人力，以前分布在哲学系西哲专业、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和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外语系有一点点。80年代时，哲学系西哲专业中还有几个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老一辈去后，现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是增多反而减少了；世界史专业在我国大学的历史系中向来是弱项，基本上不搞西方古学，不研究古典史书，而是搞现代式的古代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通常不通文字；至于外国文学界，古希腊－罗马文学从来就没地盘———社科院外文所按地域来划分研究领域，古希腊－罗马文学归在“中北欧文学研究室”，简直莫名其妙……

　　80年代初恢复研究生建制时，罗念生先生还健在，1965年从莫斯科大学念古典语文学专业回来的王焕生先生正年富力强，如今王先生已经退休喽，无论罗先生还是王先生，在外文所竟然连硕士研究生都没带过一届……谁关心过？

　　老一辈革命家的文明担当意识就是不同，周恩来当年亲自过问朱光潜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大讲“阶级斗争”的60年代，毛泽东还指示要搞个资产阶级的“外国哲学研究所”，亲点洪谦任所长。

　　甚至Thoraval博士都替咱们心急，说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古学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对中国的文明传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倘若中国学界自己不做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研究，中国学界永远不可能获得对西方文明独立自主的解释权——这番话让我听得来心惊肉跳，好像我们不花力气搞西方古学研究却花好多钱搞西方汉学，用人家西方人的解释取代我们自家的解释，自掘自家文明的坟墓似的……

　　人家说的是实话，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在规模、专业等方面翻了多少倍？翻出了一个古典学专业吗？日本学者迄今还窃笑：中国那么大，连一个西方古典学专业都没有哦……嘿嘿嘿一阵子鬼笑……去年我在台湾讲学，听说那边的“教育部”已经决定选一所大学抢先扶植一个古典学系，据说选中了辅仁大学。

　　大型系列丛书出版一般都有庞大资金支持，您的情况如何？

　　没有……好些朋友说，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实，我连续申请过三次，都没中榜——评审专家一看是“古典”的东西，不现代也不后现代，不“前沿”更不实用，就撇嘴。中山大学给我一点儿经费，按校内文科科研人力分布的人头给，“经典与解释”项目并没有任何特别关照。我只有一个研究生帮做“经典与解释”编务，月付300元(约定工作时每周两个半天)。事情多啊，幸好有研究生们热情帮忙……

　　有人说我编书发了大财……出版社给我的主编费每千字3元，做满1000万字可以攒到3万元，1000万字什么概念？要做学术的话，无论编译者还是出版社，都别去想盈利这件事———对编译者来说，这是纯粹个人的性情，对出版社来说，则是在做公益事业……你说还有文明的承担？就不要提那么高啦……我们的 “经典与解释”没给出版社一点儿资助，人家也要保本才行呵……找企业家赞助？恐怕很难……对文明有承担的还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老前辈汪道涵就是个书迷，家里的书重重叠叠把书架都压弯了，晚年还搞了个“东方编译所”，听朋友说，他喜欢看我编的书———可见是个有心人……

　　看来是要有一股子艰苦奋斗的精神……

　　前两年我在病中听“两弹一星”记录片的录音，发现当初制造“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没多少博士、教授，他们边干边学精神真的可嘉。翻译古希腊诗歌，并接替罗念生先生编完《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水建馥先生长期在出版社当编辑，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史书成就斐然的王以铸先生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既非博士，也非大学教授，全凭自己的热情，用业余时间……杨宪益老先生翻译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也是用业余时间……真正有热情、埋头苦干的人有哇，我号召我这个专业(古典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向这些前辈们学习，把个人的问学热情与中国学术的未来联系起来……当然，谁兴趣变了，要脱离革命队伍，随时可以转业……

　　有人说您从海德格尔、施特劳斯走回柏拉图，越来越保守……

　　初中毕业那年(1971年)，有一天，我带着《宋词一百首》上到长江对面的南山，躺在林子里读；5月的太阳懒洋洋的，读着竟然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见有个身着白色长衫的白胡子老头儿从半空踩着软梯下到南山，摸着我的头说：崽儿，你命苦呵，一辈子得做无用的事……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老想躲无用的事，专找没人做的事做，以为那就是有用的。当年推介西方神学，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学问在西方那么重要，却没人做……推介西方神学并非一定与个人信念有关———信耶稣基督的上帝不一定非搞神学不可啊。推介西方古典学问，也是看到学界没什么人做才做，与“激进”、“保守”有什么相干？不止一个西方的大学者说过，柏拉图是马克思的先驱哩，保什么守哦……

　　后来我才发现，那白胡子老头儿的谶语没错：我做的都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无用的”学问？没经济效用、没社会功用、没创造发明的实用……但无用的学问才是基础性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教育和学术的基础都是古典学问……古汉语能用来写广告、签合同、给领导起草报告？但你把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中国古诗文课文全拿掉试试，把我们学界文史哲中的古代“专业”统统取消试试，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会多么平面、单薄、轻飘？西方学界把他们文史哲中的古典“专业”统统取消，他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看，咱们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中的西学领域没西方古学，咱们的西学看起来像不像根山中竹笋？西方大学中的汉学系，即便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也得修古汉语——咱们大学里念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语文学的研究生(还别说本科生)，修过古典拉丁语？……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养、教化，现在完全成了学技术——如今提倡办高等职业教育，非常英明，早15年搞，大学就不会沦为职业技高了……做“经典与解释”与任何政治取向不相干，仅仅为了中国的学术和大学教育有更为厚重的底蕴……

　　有人批评您越来越成为西学的“二道贩子”，您做“经典与解释”，不是更印证这一指责？

　　批评？我怎么听起来是过高的夸奖？要成为真正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谈何容易！孔子是二道贩子，“倒卖”古经；柏拉图是二道贩子，“倒卖”苏格拉底；西塞罗是二道贩子，“倒卖”柏拉图；朱熹是二道贩子，倒卖四书……“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一次在北京讲学，有人问：如今社会问题那么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埋头搞古典，内心安不安？当时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也不容易吧，比我们当今的处境可能还惨，礼崩乐坏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

　　翻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于学术建设意义重大，却不算个人学术成果，您是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为何花大力组织这费力不讨好的事？

　　“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对吧，为自己做还差不多。我大学四年级开始正儿八经做翻译，做了五六年，挑各种有独特文风的短文来译，磨练自己的语文能力……做学术翻译得益的首先是译者自己———毕竟，你翻译的文本的作者无论如何比你高得多，因此是在跟着高人往上走，写文章则可能是凭着自己的性子往下走……你要念透一个文本，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当然，做学术翻译也就很危险，因为比写文章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其实翻译有错自然而然，但得有个较高的限度，还得看什么性质的错；经典翻译重要的是敬业态度，对自己和学术界负责……

　　我也不是你说的“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不瞒你说，在我们这个行当，“富于独创性的学者”其实是骂人话，等于说他在胡说八道……至于说“花大力组织”，这倒确实，只要想做事情，哪有不费力的———我在学着做古典的“二道贩子”，重要的是进什么货……要说“费力不讨好”，不讨谁的好？需要讨谁的好？

　　“经典与解释”中有的译本是重新翻译，是否出于对译本或译文的考虑？是否所有的书都从最根本的语言译出？

　　什么叫“最根本的语言”？你指所谓“原文”吧？翻译当然要讲究通晓原文，但就古典文本而言，更重要的是讲究版本。柏拉图的原文在哪里？西塞罗的原文在哪里？抄件是原文？根据抄件翻译？——翻译和解读经典要讲究依据校勘、注释本，这是做古学最起码的规矩。……我带的研究生都是做古典文本的，一人抱一经，一上来就要学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随之要搞清楚文本的校勘和注疏方面的情况……查明文献其实不难，难的是找到好的校勘和注疏本，咱们的国家图书馆不重视收这方面的书呵——有个学生做阿里斯托芬，查了一下国内文献，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两个国家级的收藏西学文献最大的图书馆里，阿里斯托芬的相关文献加起来共180个条目(国图80，北大100)，而香港大学就有291个条目……唉，中国的学术呵……

　　“经典与解释”包含国学方面的内容吗，或者有当代学人的著述？

　　我们不久就要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国学经典的集释和注疏，清代学人做了不少，近百年来也有些进展，但还需要继续推进……还有好些重要的古典文本没有集释和注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好些重要的集释、注疏还没点校、整理出来，前辈们的好些成果亟待挽救——可惜，就像翻译西方经典不算学术成果一样，在国学方面，校勘、注释前人的经典注疏，也不算科研成果，愿意来做这方面工作的不多，除非有真正的学术热情，比如我最近看到的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清人黄汝成集释的《日知录》……

　　如今我国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门规定的“科研成果”核算莫名其妙到了极点———你要是看到如今的博士论文评议书，不笑死就气死：没有专门供文科用的评议表格，上面的评议项目是理工科格式：什么创新性、实验数据、预期的实用效果……我们填的申报科研项目表也这样———实在扯淡……研究柏拉图要什么创新？有什么实验数据？需要什么实用效果……莫名其妙呵！当今人文学界严重遭受两大虫灾：什么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呵，再就是“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百年来，我们的国学经典解释基本上是在追西方这样那样的时髦“主义”，80年代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论争话题居然也不时成为我们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何使得传统经典在当今重新说话，是我们的经典解释的老大难问题……不过，这事急不得，“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急了点儿——先拨乱反正：搞注疏、翻译，才算真正的“研究”……当代学人的研究，只要切合我们“经典与解释”的宗旨，踏踏实实解读、注疏经典，就在我们的出版范围；我的博士生做论文都是注一经，甚至一经中的一个部分……这样才能学到扎实的学问功夫，因为真正教学生的不是我，而是某部经典本身以及前人们的注疏，我教的不过是一点点语文知识而已……古之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如果我这里每年有5个博士生，10年就会有50部经典教出来50个博士、搞出50部西方经典的注疏本——不过，主管教育的部门今年又出台新规矩：有国家科研项目的才可以招博士，我没国家项目，今后也就没法招啦，只好回到单干的老路……

　　您的学术其实一以贯之，对那些不能理解您的人来说，“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他们理解您和您的思想吗？

　　对理解我想做的事情肯定有帮助——当年在香港时，想以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为起点向整个西方传统扩展，如今已经大致摊开整个西方传统，基督教经典含括其中……我刚离开香港时，有人就四处散布说我不搞基督教了……现在可以看到，“经典与解释”在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方面还会有更深入的推进：《旧约》和《新约》的历代注疏是基督教历代经典的底蕴……经学是根底，中西方皆然；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要重整中国学术，如今就得从治经做起。

　　二十多年来我做的事情主要是编书，选编的文集远远多于我写的东西，而我写的书也基本上是述评———说到底，我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倒是一直在努力跟着前人想，根本就没有是否理解“我的思想”这回事情；需要我不断认真想的是：究竟跟着哪个前人想才正确……“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

　　您最近出版的一个文集名为《拣尽寒枝》，书名让人觉得你感到很孤寂，不是吗？

　　“寒枝”是什么意思？“前记”里说得很清楚：这本文集是自己读书20年的点滴经验教训，“寒枝”指书本，转了那么多所谓的“领域”，关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变。现在的出版社都要求书名有英译，我托朋友请教叶嘉莹先生怎么翻译“拣尽寒枝”，她说没法英译，现有的英译都是不知所谓。怎么办？我忽然想起贺拉斯的一句诗，觉得很合适，就用上了，也是截的前半句，意思是：无论气候、环境如何变，性情和心没变。什么性情、什么心没变？书呆子性情没变，与中国学术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没变———在经典与解释的世界，整天与历史上的伟大心灵交往，孤寂从何说起？

　　您个人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

　　这话是问作家、文人的：你有什么“得意之作”啊？作家、文人写的东西才叫“作”，做学问的人做的东西叫“述”、“编”、“译”、“疏”……没什么好得意的。搞学问把经典说的东西转述清楚，已经不容易了。要是今后我搞文学了，再问这个问题不迟。

　　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您对“经典与解释”计划的期待是什么？

　　与我12岁搓洗被子时的期待一样……

　　■声音

　　◎咱们的大学里至今仍然找不出一个以研究荷马为业的教授，找不出一个以研究柏拉图为业的教授——咱们西学的根底在哪里？

　　◎有人说我编书发了大财……出版社给我的主编费每千字3元，做满1000万字可以攒到3万元，1000万字什么概念？

　　◎好些朋友说，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实，我连续申请过三次，都没中榜。

      《无之无化》 这个书是个很好的导游图，如果你能把这本书搞得差不多，海德格尔的精髓你也就把握的差不多了。关于学习海德格尔的大致的想法是这样。过去我一直讲了几年，很多同学也就认为，你也是个海德格尔专家，应该讲讲。我一向觉得做这个海德格尔专家不像有些人是现象学家、某某学家是个很光荣的事情，我一向觉得这并不光荣，不想戴这个帽子。但是我一向认为学习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于大家进行哲学、美学的学习和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过去曾经举了很多例子，你与其登一百处丘陵，不如只攀登一座一千米的高峰。这是个秘诀，可我们很多同学不相信。这个你可以去试一试的。那么对于西方哲学家和中国传统哲学家，也有这么个问题。西方也有这么几十个五百年一千年出一个的伟大人物，中国也有五十年一百年出现的人物，但是你研究一个最重要的，而且是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人物，你整个思想的训练将会起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海德格尔我们说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另外英美还有一个维特根斯坦，但是就这两个人而言，维特根斯坦是比不上海德格尔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哲学系的学生对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感兴趣，那么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是应该打问号的。这是我们强调学习海德格尔的重要性。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期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到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 “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总的说来，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理念人的基  “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总的说来，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理念人的基本特征应当在于：从肯定的方面来说，他们是为理念（或曰理想Ideas）而生活的；从否定方面说，他们是不切实际，不问实在的。理念人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此。朱利安·本达有一段经典的话：“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的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者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学》中明确指出：“古今来人们探索真理，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于其功用。”

科赛说：“缺了知识分子，现代文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让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理念人：激情与焦虑》

西古典美学是理性的，现代美学是存在的，后现代是语言的

一般来讲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理性的危机，主流是多元对话

        海德格尔强调世界是天地人神的合一

在游戏中责任在于他们边界的确立，而确立者是这个游戏中的人

哲学家思考思想本身，而一般人并不思考这样的问题

海德格尔主要是讨论存在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他只是思考了技术语言和诗意语言，并没有思考欲望的语言

复兴国学恐怕是一厢情愿，关键是传统智慧现代转换

批判不是分析，是区分边界

         人应该被批判所规定

 

  

 

禅宗的心灵之道  彭富春

在道家和儒家之后，中国历史又产生了以慧能的《坛经》[1]为代表的禅宗智慧。禅宗作为佛教，不仅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而且甚至将自己的源头直接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那里。“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乃嘱摩诃迦叶。”[2] 禅宗正是以心传心，惟论明心见性，因此称为佛心宗或者心宗。但禅宗有别于一般的印度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比，禅宗去掉了其神秘性和思辩性，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智慧。不仅如此，禅宗也不同于一般中国的佛教。唯识宗主要深入细致地论述了人的意识如何产生和迷误，同时人又如何转识成智。天台宗倡导圆顿止观去体悟事物的即空即假即中，亦即圆融三谛。华严宗则显示了觉悟者已经证悟的如来藏清净体。与它们不同，禅宗突显的是个体的心灵在瞬间中直接了悟自身的本性。可以说，禅宗是中国智慧对于印度佛教最具创造性解释后的独特产物。也正是如此，它弥补了中国精神结构中的缺失，丰富了心灵的维度。在禅宗产生之后，中国思想的主干就是儒道禅三家。于是不再是儒道互补，而是儒道禅互补。

    佛教在汉代就已经引入了中国。先是小乘佛教，后是大乘佛教。但为什么中国思想主要接受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一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般认为，汉地本身就具有大乘气象。所谓大乘，也就是说人具有菩萨情怀，能自觉觉人，愿意普渡众生。这的确在中国的儒道思想中已经得到了表达。如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泛爱众物等等。但汉地对于大乘的接受还源于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对于一种不同于儒道的新的智慧的兴趣。这也就是说，人们除了对于自然（道家）和社会（儒家）的把握之外，还渴求对于心灵自身的深入探求。

　 但慧能的禅宗既不倡导片面的读经，也不主张单一的禅定。因此，禅宗之禅不是禅定之禅，而是智慧之禅。在这样的意义上，禅宗是佛教史和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抛弃过去，不如说，它是对于过去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对于过去的简单的重复，而是过去的转化和新生。对于慧能而言，那个过去的传统既包括了印度佛教的空宗和有宗，也包括了中国的儒道思想。

　　禅宗首先直接继承了涅磐有宗的佛性思想。有宗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仅对于那些善人，而且对于那些恶人，佛性都是永远长存的。佛性是人的不生不灭的内在本性。因此，任何人都有觉悟成佛的可能性。

　　禅宗其次也采用了般若空宗的中观思想，也就是不二或者无二。不二法门是大乘佛教的一般的思维方法。“佛法是不二之法。”[3] 这一法门否定了人们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它既不是一般语言所断定的某一方面，也不是这一方面的对立面，当然也不是这两者的综合而产生的第三者。毋宁说，它是在这种语言的描述之外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它强调，事物的实相既非有，也非无，如非有非非有。同时，事物的实相既是有，也是无，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二法门不仅克服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而且也引导人们在修行上走向中道，消解了世间和出世间的绝对差异和距离。

　　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还运用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儒家是关于人的现实世界的学说，它制定了各种道德伦理规范。这些也是可以通达禅宗的。“心平何劳持诫，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4]。在这样的一种规范中，人一方面约束自己心行，另一方面遵守人际关系既定秩序。

　　比起儒家而言，禅宗更具道家的色彩。人们甚至认为，禅宗就是道家化的佛教。这当然有多种原因。道家否定世俗世界，归隐山水，采用玄学化的思想和言说，这都可以在禅宗身上找到或显或隐的影子。

 

 

武汉纪行

        王凯

 

五一黄金周，我带着几个研究生和本科生，赴武汉调研考察，短短的五天时间,既参观了一些著名的大学，拜会了一些著名学者，听取了一些成功研究生的经验介绍，也游览了长江两岸的历史古迹，感受了武汉三镇浓郁的荆楚遗风，同学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回来后我给这几个学生布置了任务,让他们每人写一个随感或游记,大家都写得很认真,而且都把自己在武汉留下的最深刻印形象生动地记录下来,我仔细阅读了每一篇游记和随感,觉得还不错,便进行了一些修改和编辑,在我的博客上特别开辟一个专栏，把我和同学们的一组随感和游记发出来，倒是别有一番情趣。

母校的情怀

 

望一眼绿荫覆盖的山，饮一口湖面荡来的风，再一次漫步在美丽的武大校园，再一次品味古老的传统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又是一个初夏时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地熟悉和亲切，时隔几年，树又高了，草更密了。

    说起武汉大学，樱园、梅园、桂园、枫园、湖滨、珞珈山，都会以不同的建筑风格和花草树木，向你展示不同的风姿，都有着欣赏不尽的百年校园文化。

      樱园，有着既古香古色又浪漫无边的学生宿舍，更有着著名的樱花大道。每当万物初醒，草长茑飞的时节，初绽的双樱略带羞赧，挤挤挨挨立在刚发有叶芽的枝头。洁白的单樱耐不住漫长的冬的寂寞，在生命涌动的高潮时分，一夜之间，便开满了一树，如同白云白雪洒落人间，以最热烈的气氛向人们播放春的消息。早樱、晚樱、红樱、长垂缨....樱，纯白的、深红的、淡红的、浅粉的……，把每一条小路都点缀的姿色缤纷。我爱武大的樱花。

    梅园，拥有众多品种的梅花，梅园的树林已有百年的历史，树木高大茂密，到处是鲜花绿叶，有许多小石桌小石凳，无论夏天多么炎热，这里都是清凉的，有学生说在这里读书、背英语单词是最有效果的。

    桂园，是以桂花命名的，这里的桂花树十分茂盛，又高又密，每年秋季当桂花盛开时，走到任何一处都可闻到浓浓的花香。这里还有建于民国的最古老的体育馆，绿色的琉璃瓦与参天的梧桐交相互应。这里是本科生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气最重最有活力的地方。

    枫园，依旧弥漫着成熟的浪漫，这里是闻名遐迩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的居住区，总是有数千颗高智商的大脑在这里日夜运转。一代代学子，含着笑走，又挥着泪话别。有道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读硕、读博，我曾两度居住在枫园宿舍，总共度过六个秋冬春夏。

    湖滨，也是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居住区，与其它园区相比，这里多了几分田园的气氛。苗圃、花圃、水稻实验田、池塘，一到夏天，还可听到阵阵的蛙声。走出凌波门，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浩瀚东湖，那里还有武汉大学的湖滨游泳场，每当夜幕降临，学生们会三三两两漫步在湖畔，不时会有吉他声在水面回旋荡漾。

 

  珞珈山，深沉、宁重，总是以神秘的目光俯瞰着樱园、桂园、梅园、枫园。盘山的土路，弯弯曲曲，寂静幽深。茂密的树林，生机盎然，散发着浓浓的野生的芬芳，向四周飘荡开来。单个的鸟，结双的鸟，成群成队的鸟，在丛林中飞来飞去。
    ——我心中的武大。

 

前面是老师写的，后面是我写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游学”的传统，然而可惜的是，当下旅游的人很多，游学的人却很少，往往是旅而不游。今年五一，我有幸在王凯老师的带领下和几位同学游学武汉，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调研和考察活动，在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我们拜谒珞珈学者，讨教学哥学姐，观览长江风光，体味武汉民风，获得了许多在青大没有领略过的宝贵见识。

大江东去，荆楚雄风

 

到武汉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了长江的风姿。公交车一开上长江二桥的引桥，就有一股凉风吹进车里，我赶紧往窗外看，万里长江就在眼前了。尽管还没到雨季，水量并不多，长江依然有他不同凡响的气魄。第二次看到长江已经是两天之后了，从汉口江滩看去，江水有些浑浊，水面比在二桥上看时宽阔了许多，江上笼着一层淡淡的水汽，波涛拍打着两岸江堤的水泥板，我在江边伫立良久，忽然一声汽笛长鸣，长长一列船队劈波斩浪逆流而上，大自然的伟大力量和人类的创造与勇气令人赞叹。

江滩旁边是武汉港，再往上游走，就到了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万里长江的著名险段龙王庙。98抗洪，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龙王庙，指挥抗洪抢险，现在，长长的红色花岗岩石壁上雕刻着解放军战士和武汉人民齐心抗洪的场景，在人民生命受到重大威胁的时候，解放军挺身而出，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汉江的水很清，透着碧绿色，江里有人在游泳，就在我们的渡轮旁边游过去，他们并不惧怕这个庞然大物，1956年毛主席横渡长江也是从这里下的水，主席要从尚未建成的长江大桥的桥墩旁边游过长江，长江、汉江的交汇处本来就水流急、漩涡多，加上桥墩对水流的影响，在这里游泳非常是非常危险的，然而毛主席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非凡气魄，从容击水中流，游了二十余华里才尽兴上岸。

过江到武昌，再走不远就到了黄鹤楼公园，登高临远千年以来便是文人风流，不登黄鹤楼怎么能算来了武汉。黄鹤楼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后经多次毁坏重建，现在矗立在蛇山西坡上的黄鹤楼是1984年建成的，“黄鹤楼”三个字是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题写。黄鹤楼共有五层，登高一层，视野就更加开阔一些，胸襟也变得更加宽广。登上最高的第五层，万里长江横亘在眼前，一桥像一道彩虹飞跃大江，江对岸的晴川草木葱茏，武汉电视塔直插云天。楼的脚下京广线上疾驰的列车呼啸而过，绕到楼的东侧，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的红砖建筑群，抚今追昔，令人不禁感慨系之。

巍巍武大，百年青春

 

我们就住在武大旁边的东湖村，刚把行李放下，大家就跑去看武大校园。走进武大就像走进了森林，校园里的温度比外面要低好几度，庞大的树冠遮住了阳光，所以在武大也不必怕大太阳晒。校园里的法桐树龄都在百年以上，从地面拔起几十米高，枝繁叶茂，没有一点老态。路边的枇杷已经结了果，果实还是嫩绿色的，不知什么时候他会成熟，棕榈树一大把胡子也不甘落后，使劲往上窜，好多争到一点阳光。武大的桂花长成了大树，听说到了秋天整个校园都要花香四溢。
    武大的樱花是非常有名的，可惜我们来的晚了，没有看到武大出名的樱花开放的盛况，听李师姐
说，开花的时候是要卖票的，不然武大就要人满为患了。武汉大学真不愧是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珞珈山并不高大，可是名气却不小，一所大学竟容纳了一座山，这胸怀也够大了吧。山上满是树木，半山腰散落着一些灰色砖头盖的别墅楼，因为正在整修，我不能走进了细看，这些小楼有些是当年毛主席、周恩来和蒋介石住过的，历史人物早已被浪花淘尽，一代代年轻的学子正走进这座百年学府。

坐落在狮子山顶的武大老图书馆建成于1935年，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武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正面是一个高大的城门楼，长长的台阶直通楼顶，拾级而上才发现原来楼顶平坦宽阔，像一个小广场，从楼顶眺望，整个武大都被掩在了绿色的林海中，只有露天电影院和足球场有些缺口，师姐说他们管这叫“林中空地”，看来海德格尔和武大的确有缘。图书馆虽然老，但依然作为学生宿舍在使用，女生晒的衣服花花绿绿，让老楼也有了青春的气息。

                           

                   珞珈学人，郁郁葱葱

 

5月1号的下午，我们就在校园里见到了彭富春老师，彭老师穿一件红色的T恤，正在打羽毛球，全身都充满了动感，老师个子很高，长的也魁梧，看起来不太像南方人，如果不是来之前看过彭老师的照片，很难想象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美学教授，海德格尔研究专家。他的学习经历非常丰富，本科学的文学，80年代师从李泽厚先生，90年代远赴德国，拜海德格尔的弟子博德尔教授为师；学成回国后，彭老师35岁就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学博士，2003年又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站在时代的潮头，勇敢的去追求心
中的梦想。

    陈望衡先生的《中国美学史》我已经读了不知多少遍，每读一次心里都会涌起想见见陈先生的冲动，今天，我终于有了当面向陈先生求教的机会。我们的王凯老师曾是他的得意门生。到武汉的第二天晚上在水院的明珠园餐厅，陈先生和夫人与我们一起吃饭。陈先生带一副眼镜，身体略微有些发福，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看上去特别和蔼可亲，本来见这么著名的学者，又是自己老师的导师，我们心里都很紧张，可是陈先生和夫人的关心和热情，让我们很开就变得轻松了。陈先生先给我们介绍了武汉的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讲道中国美学中的“融合”时，陈先生讲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师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学生身上能看到老师，在老师身上也能看到学生”，老师倾囊相授，学生闻一知十，师生之间互相发明，这大概就是孔子和颜回的情形吧。

离开武汉的前一天晚上，我有幸见到了75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刘先生人很瘦，脸上棱角分明，刚毅中透着儒雅，眼睛特别有神，放出睿智的光辉。刘先生特别爱抽烟，晚饭吃了两个多小时，先生的烟差不多没有离手，思考的时候，老先生会不自觉地把烟放到嘴边，刘先生无穷的美学智慧和艺术灵感就是伴随着这一缕轻烟产生的吧。

彭老师，陈先生，刘先生，三代学者每一位都是本学科的佼佼者，这正是武汉大学的可敬之处，老梅依旧香飘远，小荷已露尖尖角。每一代珞珈学人都站在学术的高峰上，正如珞珈山上青松，永远郁郁葱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年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来说，行路比读书可能更加重要。

 

 

威廉·布莱克（ WilliamBlake，1757—— 1827）是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一位异常复杂的多重人物。由于个性过于独特，不喜欢正统学校的压抑气氛，他拒绝入学，因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和诗歌。11岁起就进入绘画学校学习了三年并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其父有意让他师从一位著名的画家继续深造，但他为了家庭及弟妹的前途而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去雕版印刷作坊当了一名学徒。他艺术的一面影响另一面。他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把写的诗和画的插图刻在铜板上，然后用这种铜板印成书页，再给它们涂色。细读布莱克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由图像和文本结合的整体。文本不仅仅是用来说明图画，图画也不仅仅是用来表现原文。

扫烟囱的孩子是威廉·布莱克诗中最常出现的主人公，也是最打动人的形象。十九世纪的英国，家里都要有壁炉，柴火在炉中燃烧会积生一层层煤灰，堵住烟囱的通道，因而需要常常清理。可是壁炉的空间和烟囱的孔道是那样的狭窄，清理的工作怎样来做的？身材瘦小的儿童便成了这种劳动的承担着者：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仍然非常非常的幼小
而当父亲把我卖掉时，我的嘴里也只可能喊叫
喊叫着哭泣哭泣哭泣哭泣
就这样子你家的烟囱是我清扫，而在煤灰中我睡觉。

来了个名叫汤姆•达客的小男孩，他低声哭叫
因为他那柔软如羊毛似的卷发刚被剃掉
我说：嘿汤姆，不要理会你的头发，当没了你的头发
你会知道煤灰不再可能弄脏你金黄的头发。

他安静了下来，而且就在那一夜
当汤姆沉睡时，他看到这样的一幅图像
千百个扫烟囱的小孩，狄克、乔伊、涅德与杰克
全都被深锁在一个个漆黑的棺木盒。

如羊毛般柔软的、金黄的卷发被强迫剃掉了，孩子要做怎样的挣扎、会怎样声嘶力竭的喊叫，又会现出怎样的表情、以怎样的眼神看着这些人间的魔鬼。诗读过了，孩子还久久映在我的脑海中，然而孩子没有绝望，还有天使，又全能纯善的上帝，有美丽的天国。我们来看诗的后半段：

 

突地来了一位天使，带着一把明亮的钥匙
打开了棺木盒，让所有的小孩起身出来
在青翠的草原上，这些小孩尽情笑着跑着
他们沐浴在溪流中，并且在阳光下躺着晒着。

裸着身子，洁白干净，他们的工具袋抛在一旁
他们在云间跳跃，在风中嬉闹
天使告诉汤姆，如果他是一个乖小孩
上帝会是他的父亲，并且将永不欠缺喜乐。

汤姆醒了过来，我们也都在黑暗中起床
背上工具袋，带着扫把，我们一起去工作
尽管清晨是那么冷冽，汤姆却无比快乐与安详
因为只要完成工作，他们就都不再惧怕伤害。

在《伦敦》中则写的更为凄惨，令人不寒而栗，人间的地狱比真正的地狱还要可怕。

我沿着被独占的泰晤干河旁， 徘徊在每一条被独占的街上，

我看见每一张脸孔 都是一片饥色，一副哭相。
从每一个大人的呼叫， 从每一个婴儿的嚎啕，

从每一个声音、每一条禁令， 我都听到人为的镣铐。
清扫烟囱的孩子们的哭嚷， 惊动着每一座污黑的教堂；

伤兵们的叹息有如鲜血， 从王宫的高墙直往下淌。
最不忍心在夜半的街头， 听见年轻妓女的诅咒，

那诅咒能把新生婴儿吓得不也啼哭， 那诅咒如同瘟疫，能使婚车变成灵枢。

扫烟囱的孩子没有去游戏，没有去读书，这是谁造成的？战争、伤兵、妓女，这都是人与人互相虐待、人吃人造成的，这是国家的罪恶，是人类的罪恶。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只要向善，每个人都该有人的生活，可是现在“每一张脸孔都是一片饥色，一副哭相。 从每一个大人的呼叫， 从每一个婴儿的嚎啕， 从每一个声音、每一条禁令， 我都听到人为的镣铐。”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作品，你放牧的羔羊，我想，对基督教，布莱克是怀疑的，没有任何未来的天国可以使眼前的罪恶变得合理。

种族、宗教、战争、卖淫、吸毒、酗酒，这一切罪恶现在依然横行，靠人类自己能否克服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魔鬼吗？除了魔鬼，我们体内就没有向善之心吗？我无法否定孟子说的“善端”，“恻隐之心”确实是人皆有之，我想孔子是知道人性本不纯善的，否则他为何要说“以德报德，以怨抱怨”，后代的圣贤大儒也未必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能面对面向孩子说，“每个人都是魔鬼，人间就是地狱”吗？

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个偶像吧！像鲁迅先生说的。

       转一段老彭的文章：

虽然分量最重的两个冠军没拿到，但我们是最后的冠军，

我们击败了联赛的冠军——曼联

在真刀真枪贴体肉搏中，

我们赢了，

德罗巴，伟大的英雄

蓝色海洋中的波塞东

罗本，蓝色飞翼

特里，中流砥柱，

切赫，最后一道防线固若金汤，有你，就有信心在

兰怕德，铁人

 

《论语》中讲，“子路有闻，莫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真可谓知行合一的典范。

然而真正将知行合一理论化的是孟子。他是这样说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无论是仁爱之心还是礼义之路，都是人性自然生发的结果，人性只要不被扭曲，则必然如此去想，这样去做。

提出“知行合一”并将“致良知”作为自己学说大头脑的是王阳明。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

阳明先生说，心之本体如果没有被“私欲”隔断，就必然会行出来，内在的自觉之知与外在的推致之行是不可分割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阳明的“致良知”本身就是兼知兼行的，不仅要知善，而且要落实、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这正是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和生活气所在。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地上的人，这是因为他是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口号。具体地说，美德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美德或者善是人的心灵的内在原则，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任何一种具体的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构成美德，因为同一种行为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道德意义，拿孟子的例子来看，孺子眼看要掉进井里了，这时有一个人救了他，它可能是单纯出于恻隐之心，也可能是想要和这小孩的爹娘攀结交情，或者是为了获得善人的声名，甚至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如果是后三种情况，则不能称之为美德。苏格拉底认为“一切善的东西都是有益的”，而恶的东西都是有害的，而人不会自己害自己，所以“无人有意作恶”，作恶都是出于无知，一个人只要对善行有了正确的认知，则必当行善。

康德也认为真正的道德价值并不在于客观的经验后果中“合乎道德律”，而在于主观动机上“出于道德律”，即不是为了任何感性需要而服从义务，而是“为义务而义务”。在认识中，理性的运用离不开感性经验，而在实践中，人的本体——纯粹实践理性真正获得了独立，它超越一切感性之上而对人发布无条件的命令。康德说“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绝不仅仅是手段。”这就是要从内在动机来考察具体行为，任何善行只有在仅仅把人本身当作目的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真正道德的。

黑格尔有个争议很大同时也名气很大的命题：“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吗？“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不是在为现状辩护吗？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但是站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之上来看，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其实，黑格尔是想说，凡是合理的都要能动地实现出来，这是迟早的事，因为合理的东西都有一种要把自己实现出来的力量，当这种力量的积聚到足够强大，合理的就会变为现实；而凡是现存的都有其合理性，否则不可能成为现实，然而历史是发展的，现存的一切都必将被超越，没有什么可以逃脱最终灭亡的命运。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说了这么多最终还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中外这么多哲人的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要敢于按照最符合人性的方式去生活，要勇于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在现实中一步步把它实现出来，世界从来不相信软弱的书生和孱弱的思想，而只认可实践的力量。

 

泰勒斯是希腊哲学之父。

有一天，泰勒斯两眼向上专注地观察天象，一不留神掉到了沟里，路过的色雷斯女仆便嘲笑他俩眼前的事情都看不清楚，还想了解天上的事情。还有一次，泰勒斯为了证明哲学家贫穷并不是因为哲学无用，运用自己的自然哲学知识预测到当年的橄榄将会大丰收，于是买下所有的榨油作坊，获得了大笔的利润。这两件事情很有意思，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哲学家中很多人同时是科学家，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他们和科学家一样关注知识，但他们所关注不是知识的实用性而是知识本身，他们寻求破解的不是具体事物的个别原因，而是所有事物的一般共同原因。

尽管如此，哲学家也并非是天上飘动的白云，真真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不关怀人生，一般人只是按照得自家人、朋友的方式生活，而很少去考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种价值观念是怎么来的，这样生活是不是最好的、还有没有更好的生活道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考研、出国、找工作，每一步都走好了，每个目标都达到了，为什么还是空虚呢，为什么依然找不到自己的根，幸福在哪儿？人生难道真像叔本华说的，日日年年都在欲望的支配下不停地摆动，刚刚满足了一个愿望新的愿望随即降生，欲望张着大口永无餍足之时，活着就是苦海行船。

人生的几大步，那一次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呢？站在社会早已树好的大路标的阴影下，给自己剩下的选择范围又有多大。 人在哪？人的灵魂在哪？主体性在哪？自由意志在哪？我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常人”——对他人的模仿？海德格尔说，真正的存在就是听从本真自我的召唤，自由选择并为我们的选择负责。

的确，按照流行的价值标准去生活很容易，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别人等于卸去了许多负担，然而，事实是不管谁作出了选择，走上这条路的是你，一切的责任和后果都要你来背，等到夕阳西下的残年才悔悟是不是太晚了，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没有反思是不是很可怜。

孔子的学生有一次问老师，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他们是不是后悔，夫子回答：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仁是自己想要得，得到了，此生足矣，夫复何求？

魏晋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散发着异样光彩的时期。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士人，他们的潇洒自由、超凡绝俗是囚禁在城市中的我们深深羡慕的，而他们的狂狷放肆不拘礼法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

《晋书》记载，阮籍嗣宗“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渭之痴。”

《世说新语 任诞》有王子猷访戴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虽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又有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无待而逍遥、相忘于江湖，生而其乐陶陶、死亦乐得放手。

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人生选择，让我们以赫尔德林的诗句共勉：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居住在大地上

       由一首诗想到的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是《诗经 王风》中一首著名的诗，课上老师讲这篇作品语言平易质朴、感情真挚动人、不用巧思、浑然天成，乍一诵读，此言不虚。可是慢慢品位、细细思量，问题就来了。这首古诗真的不用构思、纯是天然流露吗？

这首诗的创作可能有三种三种情况：一是这位独守空房的妇女突然想到在远方服役的丈夫，不禁悲从中来，又恰好看到了鸡回到窝里、牛羊放牧归来，所以吟出了这动人的诗篇；二是这位女性无意中看到鸡群和牛羊日入而息，触动了思念之弦，冲口唱出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第三种情况是，在这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这位女性常常会油然而生对丈夫的思念，鸡鸭牛羊也是在熟悉不过的情景，而就在有一个这样的黄昏，她创作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第一种情况即使可以用来说明这首诗，也无法解释诗三百篇中那么多以物色景致起兴的作品，“桃之妖妖，灼灼其华”，难道是欢乐的婚礼时偶然望到一丛桃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辗转反侧、也不能寐的小伙子有哪有心情来看鸟儿鸣叫嬉戏。显然，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第二种情况可以说明本诗的创作起因，却不能说明时的结构安排，为什么不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在先呢？

第三种情况可以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经年累月孤独、寂寞，思念没有一刻能够消解的妇人，自然而然要在第一句唱出“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最强音，这一声发自心底、振聋发聩，使得千年后的无数读者依然不禁心下戚戚。第二句再进一层，时逢国家多事之秋，人之命运竟然不如鸡犬牛羊，岂不哀哉？最后一句反问，又是一重加强，这份思念何其深重，纵有“双溪蚱蜢舟”也在不动了。

由这首诗我想到了《诗经》中“兴”这种创作手法的内涵问题，叶嘉莹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中认为“‘兴’的作用大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意之感发在后。“兴”的感发大多是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安排。“兴”的感发多是自然的、无意的”。叶先生的论点未必全面。

事实上，任何艺术手法都是灵活而自由的，而不应该胶柱鼓瑟、拘于成法，“兴”更主要的是一种表现手法，而不是一种创作或构思手法，由物而情、由情而物都可以诗的源泉，而心中之情更具有本体的意义。

 

       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始终已经是它的尚未，同样，它也总已经是它的终结。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